（2014年9月2日 转载于新华网）
9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组成部门和相关单位负责人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研究部署“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启动工作。
李克强说，“十二五”规划实施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在稳定经济增长、深化改革开放、调整经济结构、保障改善民生、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要认真总结和全面评估“十二五”规划前中期实施情况，扎实推进后期工作，确保完成规划的主要目标任务，为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李克强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冲刺的五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的五年。编制好“十三五”规划，必须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充分认识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和面临的风险挑战，坚持发展第一要务，突出改革创新，着力在推动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破解深层次矛盾上奋发有为、取得更大进展，促进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提质增效升级。
李克强强调，研究编制“十三五”规划，要远近结合，更加注重以解决长远问题的办法来应对当前挑战。既要以五年为主，衔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目标，又要考虑更长时期的远景发展。着力用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难题，用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和释放发展潜力，用科技创新、大众创业增添经济发展新动能，用提升开放水平拓展发展空间，使经济更有效率、社会更加公平、发展更可持续。
李克强指出，要科学谋划“十三五”发展，必须立足国情、把握关键，紧扣国计民生、着眼发展需要、顺应人民期盼，认真研究一批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工程，对推进社会建设、生态环保、改善民生作用显著的重大项目，对解决突出矛盾、增进公平效率有力有效的重大政策，为补短板、增后劲、促均衡、上水平提供支撑。
李克强说，编制“十三五”规划时间紧、要求高、涉及面广，必须精心组织。要通盘考虑、统筹协调，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注重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问计于民、集思广益，最大程度地汇聚民智。规划不是要挂在墙上，而是要落到地上。要科学论证规划的主要目标任务，使其具有严肃性，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必须列入规划将来才能逐步实施。要加强重大问题调查研究，做到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使规划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激发全体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拼搏。
关于做好教育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教发厅函[2014]1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编制工作的统一部署，国家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现已正式启动。为指导各地做好教育“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准确把握发展形势，充分认识编制教育“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意义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决定性阶段。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转方式、调结构，要求科学谋划“十三五”时期教育事业发展，进一步加快教育改革发展步伐，加快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增强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贡献能力，促进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向劳动力价值创造优势转变。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的目标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新时期教育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对“十三五”规划编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十三五”规划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最为关键的五年规划。科学编制和实施好教育“十三五”规划，对于积极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挑战、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二、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切实做好教育“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
编制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为总任务，坚持“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创新国家教育制度，完善现代教育体系，调整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公平，全面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全面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目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1．准确把握规划定位。“十三五”时期是教育规划纲要实施的攻坚阶段。各地在编制“十三五”规划的过程中，要深入分析“十三五”期间全国和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准确把握教育改革发展新阶段的新特征，抓住若干关键问题，提出对策措施和实施办法，确保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2．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工作部署，坚持规划发展与规划改革并重，深入总结近年来特别是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本地区教育领域改革的经验，谋划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举措。要注重总结提炼和吸收基层的改革创新经验，加快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变，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激发教育发展新活力。
3．努力提高规划编制科学化水平。要切实提高目标体系设计的科学性，坚持定性与定量目标相结合，既有体现导向性的目标，又有可以量化、测评的目标，促进教育由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变。规划编制要注重远近结合，既要以五年为主，确保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到2020年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实；又要考虑更长时期的远景发展，注重深化教育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要按照分区规划、分类指导的原则，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统筹本区域内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教育发展。
4．切实做好规划编制基础性工作。要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全面总结和评估“十二五”规划实施情况，认真分析“十二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取得的成就、经验和存在的薄弱环节，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十三五”时期的工作思路。要对关系到教育改革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科学预测分析本地区“十三五”期间人口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趋势，细致深入地做好各级各类教育需求的预测，优化学校布局结构和教育资源配置。要在充分研究、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立足国情省情，着眼发展需要，提出一批对教育改革发展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工程、政策，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必须列入当地规划将来才能逐步组织实施，切实提高规划编制和实施的严肃性。
三、工作要求
1．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教育“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按照发改部门的工作部署，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机构、人员及责任，并根据规划编制工作需要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和必要的条件保障。
2．进一步解放思想。要准确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教育事业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着力扩大国际视野，更新规划编制理念，在编制程序、编制方法、实施机制等方面开展创新，更好发挥规划的功能和作用，系统谋划“十三五”教育改革发展。
3．坚持科学民主决策。要认真听取社会各界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建立健全规划专家咨询论证制度，提高规划编制的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努力编制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需求的规划。
4．保证规划编制进度。国家教育“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大体分三个阶段，从现在起到2014年底为基本思路研究与规划框架稿起草阶段，从2015年1月到2016年3月为规划文本编制阶段，2016年3月到6月为规划发布与宣传阶段。各地要以这个进度为参考，制订本地区规划编制的时间表，明确各阶段的工作重点。各地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要加强与教育规划纲要、全国教育“十三五”规划、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国家区域发展规划等规划的衔接，推动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科学发展。
5．请各地于11月底前将“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分县、分年龄学龄人口预测数据，重大教育工程项目设计初步方案报送我部发展规划司，供编制国家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参考。
把握“新常态”下的高教发展
（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杜玉波）
“新常态”是中央执政新理念的关键词。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了系统阐释。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概括地说就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李克强总理特别指出，没有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实现转型升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缺乏根基。刘延东副总理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教育工作的大逻辑。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要求，必须认识到高等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力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力基础，我们既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又要分析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常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水平持续稳步提升。我国现在已经是在学规模世界第一的高等教育大国，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529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559万人，毛入学率达到37.5%。高等学校的办学条件保障水平以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等也显著增强。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大”不等于“强”，我国是教育大国，但还不是教育强国，也不是高等教育强国，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性日益突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要看到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客观问题和现实差距。从深层次来讲，这些问题和差距都是由于发展理念不够成熟、发展机制不够完善、发展方式不够科学造成的。现在，要解决这些问题、缩小这些差距，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践经验来看，都应当认识到老路是走不通了，必须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加快转变思想观念，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构建高等教育新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在前些年改革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在新常态下更高水平的发展、更可持续的发展。
怎么认识和判断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常态？最重要的有几个特征：一是从发展环境看，随着国家产业转型升级进程的加快，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正由高校为主导的供给驱动变为行业企业为主导的需求驱动。这就要求高校必须树立起市场竞争的意识和优胜劣汰的危机感，主动对接行业产业需求，在优化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和职业引导上主动作为、有所作为。二是从发展定位看，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全社会对先进科技和高素质人才需求日益增加，高等教育正在走向社会的中心，角色定位从过去的支持服务逐步转向服务和引领同步。这就要求高校必须坚持需求导向、合理定位，与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化同步”发展的新要求贴紧靠实，通过拓展服务能力和提升贡献力实现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三是从发展方式看，随着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正在从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这就要求高校把发展重点从过去的拼规模、拼数量转向在稳定规模的基础上拼质量、拼内涵，提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实现由“以量谋大”到“以质图强”的战略转变。四是从发展动力看，随着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越来越涉及复杂的内部关系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这就要求高校不能再依靠零敲碎打、缝缝补补过日子，必须下决心通过深化体制机制综合改革理顺内部关系、释放发展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常态下的新特征、新趋势，高等学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解放思想，更加需要凝聚共识，在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具体来说，要做到四个“更加注重”：要更加注重内涵发展，而不是一味扩规模、上专业、改校名、提规格。只有把质量提升作为核心任务、作为生命线，以质量求生存、以贡献求支持，才能进入自主发展、内涵发展的良性循环。要更加注重特色发展，而不是一味盲目攀高或求全求大。只有立足实际、找准服务面向、不断强化办学特色，才能真正找寻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要更加注重创新发展，而不是拘囿于原有利益格局和固定模式套路。只有敢于和善于推动体制机制的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打破束缚、释放活力，充分发挥各类办学要素的最大效益。要更加注重需求导向，而不是蒙着头、关着门、脱离社会需求办学。只有坚持与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要同向同行，才能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多的支持，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
总之，认识和把握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常态，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共识，就是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全面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新型教育智库建设要有新思维
（教育部副部长 郝平）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智库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最近，中央又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指明根本方向，提供基本遵循。教育科研是认识教育规律的重要工具，是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拥有2000多个教科院（所、室），研究人员达到10多万人，承担着“创新理论、服务决策、指导实践、引导舆论”的使命。近年来，各级教科院（所、室）面向实践，锐意创新，科研水平稳步提升，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在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先导性作用日益凸显；对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支撑作用逐渐显著；对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性作用持续增强。但是，我国教育科研机构总体上还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需要，以新型智库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还有很大距离，教育科研的智库作用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智库较少，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性安排，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够多，研究成果的转化率不高，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还不完善，大师级人物和杰出人才缺乏。全国教育科研战线要主动适应自身生存和发展环境变化，担当起建设新型教育智库的时代使命。既要借鉴国外优秀智库建设有益经验，又要扎根于我国实际；既要遵循智库建设规律，又要联系本单位实际，按照自身的运行特点，突出功能定位、突出机构特点、突出工作重点、突出自主品牌和突出人才优势，以全新的思维、全新的思路，冲破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克服路径依赖和浮躁情绪，努力实现几个转变。
实现科研重心的转变。刘延东同志强调，智库要做改革发展决策方案的建言者、政策效果的评估者、社会舆论的引导者，这为教育智库的研究重点指明了方向。一要加强前瞻性研究。政府决策，往往事关全局，特别是重大决策更是如此。作出这样的决策，首先要有预见性，要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与趋势。这就要求教育科研工作，既要着眼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要面向未来发展趋势，把政策阐释与战略预测结合起来，把决策的事后论证与决策前的咨询导引结合起来，把总结经验与超前创新结合起来，做好重大问题的预测、预判和预警研究。二要加强对策性研究。要注重研究实效，不作书斋式或纯理论式研究，注重“研以致用”、“以用为贵”，注重对与教育改革发展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进行调究和判断，用高质量、专业化的研究成果有效服务决策。具体来说，就是要注重基础性研究的同时，强化问题导向，以推动工作和提高工作质量为根本，研究选题的出发点，就是提供实际工作急需的对策建议，研究工作的落脚点，就是解决教育改革发展中问题。三要加强针对性研究。政府工作千头万绪，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纷繁复杂，新型教育智库的科研，要聚焦，要有的放矢，切忌“四面出击”、“遍地开花”、“表浅浮泛”。一方面，要围绕政府工作的中心和大局，聚焦政府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提出务实管用、科学可行的对策建议。另一方面，要围绕人民群众的关切和期盼，直面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深入开展理论探索和调查研究，理直气壮地宣传和维护国家教育政策，明白无误地划清原则是非，正确客观地回答现实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研在点子上，参在关键处，否则，很可能会出现“大而无当、空而无物、对而无用”现象，工作质量、工作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实现科研方式的转变。教科研究历来注重实验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些方式今天仍然不可缺少，但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新技术，教育科研要开拓视野，丰富新方法、新手段。一要迈开脚，沉下去。服务决策、指导实践、引导舆论，要捕捉书斋里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新苗头；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对策；要拿出情况真实、分析深刻、见解独到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这就要求教育科研人员，迈开脚、走出去、沉下来、钻进去，不断深入社会、了解基层、认识群众，真正实现科研成果为社会服务，让社会了解，接受实践的检验。二要连上网，用好库。在移动互联、大数据时代，注重数据的广泛搜集和挖掘，是一流智库的“制胜招数”。要牢固树立互联网思维，善于运用云技术、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加强基于数据分析的研究咨询能力，提高科研的效率和质量。要从文字研究为主向基于互联网数据研究转变；从样本采集、统计数字分析向云数据、全覆盖数据研究转变；从因果分析、逻辑推理研究向关联、非关联等相关因素呈现式研究转变；从历史静态研究向动态追踪研究转变。三要引进来，走出去。当前，在国际舞台上，我国教育科研的影响力还比较弱。“中国教育问题受重视，而中国教育研究不受重视”的状况依然存在。要扩大教育科研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国际比较研究，形成在世界教育领域有影响力的中国学派。一方面，要及时引进国外教育科研的优秀成果、研究方法和管理经验，准确把握国际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另一方面，要提高中国的学术话语权，集中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增强中国教育科研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实现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的转变。一家智库，有什么样人才，就有什么样未来；智库造就什么样人才，他们就为智库造就什么样未来。要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高度，尽快建成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善为人先的人才队伍。一要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搞好服务决策工作的根本前提。服务决策工作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大力提倡学术讨论和交流，积极鼓励勇于探索创新。同时，必须坚持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为指针，教育科研要严守组织纪律，遵守政治规矩，这样才能有正确的方向，研究成果才能为决策服务。二要加强高层次智库人才建设。教育科研战线知识分子云集，但按照智库建设要求来看，最缺的还是人才，既缺“学术大师”，也缺“复合型的研究人才”，更缺“策划型的管理人才”。要认真研究各类人才队伍的规模和结构，在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上要取得突破。特别是在领军人才、中青年人才和科研创新团队方面，要制定相应的规划、政策措施和人才培养机制，既要出优秀成果，也要出优秀人才，既要使用人才，又要培育人才，努力形成创新智慧迸发，优秀人才涌现的生动局面。三要健全有利于科研创新的管理机制。要健全资金投入机制，进一步拓展筹措渠道，形成财政拨款、课题资助、部门委托、社会捐助等多种渠道并存，多方筹措的投入机制，稳步增加对科研的投入力度。要健全科研评价体系，建立良好激励机制，提高待遇水平、提供发展机会、营造平等自由的研究氛围和环境，采取多种措施，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当然，也需要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规范行为。
实现科研组织形式的转变。当今社会，教育问题不完全是教育领域的单一问题，单从教育领域内部是不能有效解决的。特别是在各类信息迅速流通、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社会交往越来越频繁、各学科交叉渗透不断加剧的今天，像过去那种关起门来搞单干，在单学科内部循环等组织方式，显然太落后，至少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决不能再采用这种方式了。要注重研究者的个体劳动与团队协同攻关的结合；注重理论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的互动作用；注重不同学科间的互相渗透与融合。当前，全国教育科研领域，体系完整、数量庞大。但是，由于机构体系多元，管理体制属地化、部门化，交流与合作比较有限，工作职能和定位比较模糊，造成了我国教育科研战线大而不强的状况。加强资源整合优化，构建新型教育智库的网络体系，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作为国家级新型教育智库，要承担起引领战线的重任，要把纽带拧紧，把桥梁架宽，把血脉连通，大力推动全国教育科研事业繁荣发展。要建立教育科研信息共享和交流网络，加强与地方科研院所的沟通，通过合作研究、人员培训、挂职锻炼、学术交流、成果转化、数据库共建共享等多种形式，推动相互之间纵向和横向联系。要搭建平台，凝心聚力，继续把已经初步形成特色品牌的平台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层次和影响力；要把新建的平台做实做好，充分有效发挥作用。地方科研部门要主动配合，积极参与，增强工作合力，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全国一盘棋的良好局面。
美国高校战略规划的编制与实施研究（节选）
——以爱荷华州立大学为例
（中南大学规划与发展部 湛毅青 彭省临）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没有一家企业可以做所有的事。即便有足够的钱，它也永远不会有足够的人才。它必须分清轻重缓急。最糟糕的是什么事都做，但都只做一点点，这必将一事无成。不是最佳选择总比没有选择要好。”企业如此，大学亦如此，正如伦敦大学副校长斯图尔特·薛瑟兰所言：“全世界的大学，分守着它们各自对真理、学术和科研所做出的贡献。”言外之意，即使是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不可能面面一流，只能通过各自强势的方面保持其竞争优势。高等教育目前正面临全球性竞争，高等教育经费“处于世界性危机之中”，要在强手如林的大学竞争中找到、守住和拓展自身的立足之地，大学必须分清轻重缓急，采取有重点、有特色的发展战略，将有限资源用于关键的发展领域，这正是战略规划工作的作用所在。战略规划对于大学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性，已逐渐被我国高校所认识，但我国高校的战略规划工作起步较晚，程序和内容均处于模仿和探索阶段，借鉴国外高校成熟的经验，对于我国高校在较短时间内制定对大学发展起到导航作用的战略性规划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美国高校的战略规划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权威性年代、定量技术年代、实用主义年代直到现在的前瞻性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套系统而成熟的规范制度，值得我国高校学习和借鉴。本文以爱荷华州立大学( Iowa State University，简称ISU)为例，研究美国高校战略规划工作之特色。选择ISU的原因，一是因为ISU是一所久负盛名的公立综合性大学，其规划工作的组织在美国高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是借助对公众开放的网络平台， ISU全程、全面、及时公布规划过程及其相关工作文件，为研究、学习和借鉴ISU的规划工作经验提供了丰富的资源。ISU是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莫利尔法案》后产生的赠地大学之一，以其在科学、工程和农学方面的专业见长，并且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样机——阿塔纳索夫—贝瑞计算机(ABC)的诞生地。ISU目前是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AAU)的成员，且通过了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质量认证，按照卡内基分类方法，ISU属于广博型授予博士学位的研究型大学。2005—2010年的战略规划是ISU的第四个五年规划，其规划工作遵循传统的程序，即：规划（研究分析战略与规划，产生思路与选择）、形成文件、实施与监控，但其工作方式呈现出明显的特色。
一、战略规划编制过程
没有任何组织拥有无限的资源，在资源有限的状况下，重点突出的规划有助于领导层做出明智的决策。确定哪些方面是大学的发展重点，必须建立在对当前和未来的内外部环境分析的基础上，需要由上到下、由内到外达成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的制定比计划本身更为重要”。ISU2005—2010年战略规划编制工作从2004年1月开始，历时近一年。为了使规划过程成为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集思广益、凝聚智慧的过程， ISU确定其编制过程的指导原则是公开性、包容性和互动性。
1．公开性
规划工作的公开性表现在规划编制过程的全程公开，以及工作文本的全面、及时公开，这也是ISU政务公开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开的途径有网站、报纸、开放式论坛等。现代网络技术为ISU规划工作的公开性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规划工作伊始， ISU就开设了新一轮规划工作的专门网站，对于涉及规划工作的所有信息，均及时在专门网站公布，并对公众开放。同时，学校还通过报刊散发有关规划的新闻报道，在学校和当地社区通告规划工作进展情况及公布有关信息，以便让更多的人员参与和关心学校的规划工作。规划过程中，规划委员会组织了两次对全校所有人员开放的开放式论坛，讨论规划有关主题并收集反馈意见，为全校师生提供了参政、议政的机会，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规划工作公开的信息包括人员及所有文字资料。ISU2005—2010年规划编制工作的启动以规划委员会成立为标志，委员会由41名成员组成，包括校内外与学校相关各群体的代表，委员会由主管学术事务的副校长兼教务长Allen负责。Allen从委员会成员中指定7名成员组成促进小组，具体负责起草规划和编纂反馈信息，并任命其中1人为促进小组组长。规划委员会和促进小组名单全部公布在网站，以便各方人士与规划工作人员的直接交流与沟通。公开的资料包括规划委员会会议内容、小组讨论会内容、环境扫描分析资料及结果、规划草案及其修改稿和送审稿、反馈意见等。从保护个人隐私出发，不论是书面、电子邮件或者口头反馈信息，委员会均以匿名形式在网站公布，鼓励关心学校发展的师生和各界朋友尽情发表个人的意见和看法。
2．包容性
规划工作的包容性表现在吸引各方面人员参与学校的规划工作，从规划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到小组讨论会及征求意见的对象，均体现极大的包容性。从规划委员会的人员结构看，其成员包含校级领导成员5人、教授20人、管理人员及职员10人、协会2人以及学生4人，教授占近50%，充分体现了教授治校的理念。校级领导为分管学术事务、预算计划、学生工作、科研工作以及商务和财务工作的负责人；教授涉及园林、兽医、材料、生物、管理、历史、语言等近20个学科方向；管理人员和职员来自大学关系部、大学研究室、研究生院、图书馆等多个部门以及个别学院秘书；协会人员分别来自家长协会和校友董事会；学生分别是研究生会和学生管委会负责人。由此可见，规划委员会成员由管理机构、学院、大学团体、学生、校友及学生家长各方面的代表组成，畅通了规划工作与各方沟通的渠道，便于听取与学校有关的各个群体的声音。
在分析和征询意见阶段，规划委员会广泛听取学校及社会各界对于战略规划的意见和建议。在规划初稿形成之前，规划委员会分组、分层次在校内、校外召开了20次讨论会，校内的小组讨论会分组包括教师议会资源政策和配置委员会、教务长顾问小组、学院院长委员会、校长内阁、教授代表、杰出教授代表等；校外的小组讨论会包括当地经济发展委员会、当地商会董事会、ISU校友董事会、ISU基金董事会等。通过内脑与外脑相结合，理清学校的发展思路和重点，从而形成规划初稿。在规划初稿形成后，委员会又通过网络平台，广泛征询各方面对初稿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反馈意见来自管理人员、教师、职员、附属机构、本科生、研究生、校友、校外人士等各方面。这些讨论会和反馈意见为委员会进行内外部环境分析、确定使命和发展重点、形成规划初稿、修改规划草案等工作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依据。
为了广泛收集大家对于学校未来发展的想法以及对规划草案的反馈意见，减少在时间和空间等方面的不便之处， ISU开设了专门的电子邮箱，并将邮箱地址在网站公布。对于以电子邮件形式反馈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小组负责人均一一回复答谢。
3．互动性
上下互动、左右协调是规划达成统一的思想和目标的重要途径。互动贯穿于ISU战略规划编制过程的始终，既表现在校长与规划委员会的及时交流，也反映在委员会与校内师生和校外各界的反复沟通，以及规划委员会内部的交叉分析。
战略规划是学校领导办学理念、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大学校长在战略规划编制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在规划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校长Geoffroy就明确提出新一轮规划的目的在于：改善本科教育、推进学术卓越、维持招生基数、建立多样化校园、适应减少的州预算以及确定未来如何更好地服务爱荷华人民。
Geoffroy还从五个方面表达其个人对于ISU未来的构想：第一，保持在科学与技术方面传统的强势，格守“科学与实践相结合”的信条；第二，在保持其为区域服务的历史的赠地使命的同时，把ISU建设成全国性和国际化的研究型大学；第三，招募和留住来自国内外的杰出的学生、教师和职员；第四，提供严格而具有挑战性的课程，最大地开发学生的能力；第五，珍视多样化的校园文化。同时，Geoffroy号召学校全体师生及校外人士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学校未来的发展献计献策。在规划过程中，对于所有反馈意见和建议，促进小组除了及时公布在网站以外，还专门提交给校长一份。这些构想和要求，充分体现了校长在规划过程中作为战略家的指导作用，以及与规划委员会、师生员工和校外人士的互动。
为使小组讨论会以及前期的信息收集工作取得成效，委员会拟定了三个主题，其一，你对爱荷华州立大学未来5到10年的愿景是什么？其二，你认为爱荷华州立大学面临的主要机遇和挑战是什么？其三，未来5到10年爱荷华州立大学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初稿形成前，通过互联网和研讨会等形式，共计收集了几百条意见和建议，为规划初稿的出台打下了基础。初稿完成后，规划委员会组织进行了两次反复的征求意见和修改过程，每次征求意见的时间长达三个星期。两次征求意见过程共计收到300余条反馈意见，促进小组认真分析、研究并充分尊重和采纳反馈意见，每一稿均较前稿得到更多的认同。
互动性还反映在规划委员会内部的环境分析过程中。为了科学而客观地分析学校存在的强势与弱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SWOT），规划委员会组成4个小组，分别负责一个主题的分析。每组将其分析结果由强至弱列成清单，再交由另一组分析排列，具体安排为：优势与弱势分析组交叉，机遇与挑战分析组交叉，由此形成规划小组内部一致的观点。规划小组形成SWOT分析初稿后，再征求校内外各方意见，从而形成内外高度一致的分析结果。
二、战略规划内容
规划内容不在篇幅，重在其对未来的指导作用。为此，校长Geoffroy给规划委员会下达的任务是编制一个更简短、更具体、更具战略性、更符合实际的战略规划。根据校长的要求，规划委员会以前一个五年规划为基础，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和修改，既注重连续性，又注重变化，既注重现实，又注重社会需求，使新的战略规划能够传承历史、立足现在、面向未来。
ISU的规划工作文件包括SWOT分析结果、规划文本、行动计划和绩效指标体系等，行动计划由规划目标的责任单位和团队负责编制和执行，绩效指标体系用于监控和评价规划目标实现进展， SWOT分析和规划文本是规划编制阶段的重点内容。
战略规划的制定建立在对自身核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认知之上。通过对全球、美国、所在州高等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对ISU本身的学术、文化、管理、环境、服务等方面的分析以及与同等学校的横向比较研究，并经过反复的收集信息、分析、征求意见等过程，规划委员会最终形成SWOT分析结果。对于S、W、O、T四个方面，分析结果产生共计43款条目，其中优势13条，弱势10条、机遇6条、挑战14条。每个方面的条目又根据其重要程度划分为最明显、中度明显和较明显三组，例如，优势方面的条目按其重要程度分布为4、4、5。分析结果认为ISU最明显的优势为：第一，赠地使命：面向大众、服务人民的高等教育；第二，品格强势：困难中不退缩、优秀的职业道德和品质、积极的士气、逆境中寻找转机的精神；第三，国内、国际知名的项目；第四，有名望的教师。中度明显的优势为：第一，教育和教学质量；第二，创新能力：通过科研经费、专利、研究成果和技术转移反映；第三，学生环境：学习共同体、项目、学生组织和俱乐部；第四，合作文化：设备的共享、学科和科研项目的交叉、教学和学生事务专家的合作。较明显的优势为：第一，学生与专家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二，丰富而多样化的学科以及思考式、质疑式的教学模式；第三，主动地认识不足并不断改进；第四，师生员工追求成功的氛围；第五，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同样，弱势的分布为4、4、2；机遇的分布为3、1、2；挑战的分布为5、4、5。这种分析结果为学校在今后五年更好地利用最有利的外部机会，规避外部威胁或者减少外部威胁的影响，扬长避短，增强学校的竞争力，提供了有力的决策依据。ISU2005—2010年规划文本的标题为“前瞻思维(Forward Thinking)”，其内容包括三部分，即：使命、愿景、重点发展领域和目标。SWOT分析虽是规划工作的重点内容，但它主要作为确定使命和目标的依据，未列入正式公布的规划文本。为了履行“创造、共享和应用知识，使爱荷华和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使命，最好地发展赠地理念，最好地将科技与实践相结合，规划委员会反复征求各界对于学校今后五年的发展重点和目标的看法。规划初稿确定的重点发展领域为4个，对应19个发展目标，第二稿修改为5个重点发展领域， 27个发展目标，第三稿（送审稿）最终确定发展领域和目标分别为5个和32个，每一稿比上一稿更具体、更清晰、更简练。最后确定的五个重点领域为：第一，教育：加强本科生、研究生和专业教育，使学生在校期间及离校后获得更大的成功；第二，项目：增加优秀的研究生、专业教育和研究项目的数量，尤其在增强大学实力和满足地方和全球迫切需求的领域；第三，经济影响：将发明转化成可行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发展爱荷华州与世界的经济；第四，爱荷华生活：增强爱荷华州生活、学习、工作和娱乐的吸引力；第五，大学生活：确保爱荷华大学是学习和工作的理想场所。这是多次反复征求意见、采纳意见、修改的结果，也是校内外全体关心学校发展的人士的意见和智慧的结晶。
新规划比上一个五年规划从篇幅而言有极大的缩减，但内容更加具体，校长Geoffroy认为，新的规划既鼓舞人心又符合实际，是“未来的线路图”，既具体又具有灵活性，为学院、部门制定战略规划提供了框架，既短小又精练，便于快速理解关键的理念和目标。
三、战略规划的实施与监控
战略实施是一种行动过程，它注重的是效率，需要有特殊的激励和领导技能，而且需要大量的协调工作。成功的战略制定并不能保证成功的战略实施，不同大学在战略规划制定的思想与方法上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别，但在战略实施方面却各有不同。ISU在规划编制阶段广泛的参与性，为其内部师生员工理解和参与规划的实施、为外部各界支持大学实现规划目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预算遵循规划，责任层层落实
资源配置是实现规划目标的最重要的保障，在无战略规划的院校，资源的配置往往取决于政治或个人的因素，而战略规划使资源能够按照规划确定的发展重点和目标进行配置。用于实现预期目标的资源主要包括：财力、物力、人才和技术资源，其中财力资源分配是重中之重。根据教务长Allen的要求：“预算应该遵循规划，而不是规划遵循预算”， ISU确定今后五年的预算政策将以战略规划为导向，一方面，把资金投向规划确定的重点发展领域，集中财力，保证重点，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新的预算模型将根据规划执行情况，激励、支持和奖励在实现战略规划目标方面取得进展的单位。
从战略制定到战略实施的转变需要有从校长到副校长到单位主管或团队主管责任的转移。为了落实规划实施的责任， ISU在完成规划制定工作后，专门召开了所有副校长和教务长会议，落实校级领导对应32个目标中每一个目标的第一责任人和第二责任人。同时，规划委员会还指明了落实各项目标的责任单位或团队，这些责任单位或团队是确保规划目标达成的关键，他们将根据其要达到的目标，制定并执行具体的行动计划。
2．绩效指标体系监控规划执行进展
绩效指示器是监控规划目标实现状况的最有效的工具。ISU根据规划的重点和目标，对原有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大幅的调整和精简，由原有的31个指标削减为24个指标。其中，保留了原来的9个指标，删除了大部分已实现的、重复的、与发展目标不一致的指标，增加和调整了部分与规划重点相关的指标。例如，原来反映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人数的2个指标浓缩为一个服务指标，原来反映专利和许可数量的4个指标统一用“版税/许可费收入”反映；来自全美学生参与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简称NSSE）项目的指标由原来的3个增加到5个，还增加了多个反映师生规模和结构的指标、一个反映资助困难学生状况的指标等。
大学质量认证是由外部专业团体认证大学的办学质量，而NSSE则是本校学生对大学教育质量的评价。NSSE是由印弟安那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负责的调查项目，该项目通过对在校新生和毕业班学生进行抽样调查，获取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参与项目和活动的情况，其结果为判断在校大学生如何度过在校时间以及学习收获如何提供依据。NSSE的调查表包含85个选择题，根据学生的选择结果，最后得出五个方面的分数。参加NSSE的大学将根据NSSE反馈的调查结果，明确其课堂教学和非课堂教学方面的不足之处，从而调整、改革其政策和措施，以便更好地履行使命。
ISU的大学研究室和校长办公室每年根据目标实现情况编写规划实施进展报告，报告主要以图、表的形式直观地表现目标实现程度，以及与设定目标值的差距。进展报告不仅提交爱荷华州立大学董事会，还通过网站向全校及社会公布。
“我们必须依靠战略规划指引我们发展的方向、努力的方向和投入的方向，从而确保ISU持续的辉煌”。教务长Allen的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战略规划对于ISU发展的导航作用。相对于国外高校的战略规划，中国高校的战略规划工作目前大多数仍处于为了规划而规划的阶段，更多地流于形式，未真正起到对未来发展的指导性作用。随着中国高校规划意识的不断增强，通过学习和借鉴国外高校的规划工作经验，相信战略规划不久将真正成为指导中国大学自身行动的纲领。
大数据时代的院校研究与大学管理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张俊超）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大数据的浪潮逐渐波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有关“数据革命”、“数据管理”、“数据创新”的议题正在被各行各业讨论与实践。同样，现代大学管理也要应对这一潮流与挑战，迎来“数据治校”的时代。大学的管理者必须从传统的主观决策和经验管理转向理性决策和科学管理，这种管理是基于证据的管理，是以数据和信息为有效支撑的管理。这转向是我国大学提高水平和质量的必由之路，也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而转换相应的思维方式，学习先进的方法和经验，发挥院校研究的功能，通过数据分析为大学管理决策提供有效的支持，是推进中国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现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的根本途径。
一、大数据时代的特征与大学管理的思维转变
“大数据”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时代现象，通常认为有四大特征，简称为“4V”特征。一是数据量大（Volume Big），我们通常用“海量”来形容；二是数据类型多样化（Variable Type），除了传统的结构化数据，越来越多的数据为网页、视频、图像与位置信息等形式的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三是数据处理的快速化（Velocity Fast），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技术使得大量数据的快速传输、运算和处理成为可能；四是价值高和密度低（Value High and Low Density），以视频为例，连续不间断监控过程中，可能有用的数据仅仅有一两秒。简言之，“大数据”就是一个体量特别大、类别特别多、需要高速实时处理、价值含量高，但高价值数据占全部数据较少的数据集合。物联网和云技术的快速发展，开启了一个大规模生产、分享和应用数据的时代——“今天，数据已经无处不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吃喝玩乐都以数据的形式存在。通过数据、网络和软件，我们用数据来记录这个世界，再通过研究数据去发现这个世界。”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大学管理变成一种数据支撑的行为科学，大学的决策模式也将由传统的英雄顶层决策模式和群众创新决策模式转变为以数据为基础的决策模式，而这种决策模式需要我们转变相应的思维方式。
1．形成用数据“说话”的理性决策思维
对现代管理有重要贡献的美国管理学家、统计学家爱德华·戴明有一句被广为流传的话“我们信靠上帝。除了上帝，其他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唯有数据才是科学的度量，数据被视为知识的来源，没有数据，研究寸步难行，这是美国学术界的共识。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场以定量分析、实证研究为核心的思潮在美国起源，席卷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经常说的“政策科学”，也在美国兴起，即政策的制定必须立足数据、着眼细节，运用统计学、运筹学、博弈论、管理学对政策问题进行分析和推演。这种理性主义态度，是美国理性决策文化中对“精确”管理的一种追求。
这种文化也渗透到美国的大学管理中。美国的大学基本上都设有院校研究机构，而院校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与职能就是采集和分析院校及相关的各种数据，来服务、影响和促进院校的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很多院校研究部门都会根据决策者最为关心的关键数据，设计一个能体现学校与基标参照院校运行现状和历史与发展趋势的仪表盘（Dashboard）。让决策者一目了然地了解学校运行基本状态，得到所需要的重要和关键信息。而只要学校管理方面出现了问题或者需要进行决策的时候，学校管理层首先就会找院校研究部门报告和分析相关数据。所以，中国大学要建立现代大学管理制度，首先必须改变“拍脑袋”式的主观决策方式和基于经验的管理模式，学会“用数据说话”，有问题找数据，在基于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决策，让决策有理有据，促使现代大学向科学管理转变。
2．学会利用和分析多种类型数据，形成对事物整体性、全貌性的认识
大数据之大，不仅在数据之大，更在于数据之杂。15%结构化数据存储在关系型数据库中，而这些数据只是冰山一角，在这之下，是85%的非结构化数据。因而让一些难以计量和分析的事物数据化，并学会利用和分析不同类型数据，还原事物的完整性和混杂性，是大数据时代管理者和研究者应转换的重要思维方式。
比如，对大学生的评价，不仅仅依赖于分数，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技能和潜力，如学生的在校经历，学生对学术活动和社交活动的参与情况，学生的价值、态度和道德养成等，都是测评的重要指标和内容。就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而言，学生在学习不同模块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学习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进行评估，这种类型的评估频率要比平时的月考、周考的频率高得多，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可以全面跟踪和掌握学生的学习行为、学习过程和学习特点，真正揭开教育（学习）过程的“黑匣子”，为高校和相关开课教师提供分析报告和研究服务，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学习效率。此外，学生的学习与心理动态，也可以通过他们的行动踪迹、消费情况以及交友网络和微博等半结构或非结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得出。
3．转向对数据相关关系的关注，消除陈见、发现新问题
探索因果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追求，它是人类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方式。但“大数据时代开启了一场寻宝游戏，而人们对于数据的看法以及对于由因果关系向相关关系转化时释放出的潜在价值的态度，是主宰这场游戏的关键”。沃尔玛利用“啤酒和尿布”、“飓风用品和蛋挞”的销售量同比增长关系而采取捆绑销售策略，以及亚马逊利用读者的历史数据推荐相关书目的方法都成功地让销售量大增。这些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之上的相关关系，突破了人们原有经验和想像力的界限，让管理者们不用去探明各种可能的因果关系就可以作出有效的决策。
同样，随着高等教育信息管理系统的逐步完善，可供院校研究人员运用、分析和挖掘的数据越来越多，决策者和院校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敏感，强化问题意识，从不同的数据中找到相关性，发现院校管理中的新问题。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教育学院林曾教授对全美四年制大学的毕业率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了与预期假设不一致的结果。如学生服务方面的高支出对学生毕业率有消极影响；来自联邦政府的佩尔奖学金金额越大，毕业率反而越低；少数（族裔）群体比例越大，毕业率越。由此得出保持大学的多样性和提高毕业率，降低奖学金和保证学业保持率等是美国大学面临的两难问题。复旦大学宓詠老师通过挖掘学生早餐消费次数与成绩绩点的关系发现，早餐次数较多的学生成绩绩点不会太低，但早餐消费次数较少的学生中成绩绩点高的也大有人在。所以，用数据驱动的相关关系分析法，可以避免基于惯性思维和假想预设而导致容易出现的偏见和错误，让人突破被原有经验所禁锢的框架，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二、院校研究通过数据分析为大学管理决策服务的方法与实践
简言之，从各种各样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能力，就是大数据技术。院校研究的主要任务与职能就是将院校的数据变为信息然后将信息归纳为相应的知识，并由知识分析出具体的行动建议，让最初的数据产生价值，以支持院校的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虽然在整个社会组织中，高校在运用数据进行管理实践方面，明显滞后于工商业及一些政府管理部门，但也有一些大学的管理者和院校研究者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并开始尝试运用新的方法技术挖掘数据的价值，为大学的科学决策提供有效支持。
1．整合业务运行数据库，建立统一的数据仓库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多高校都在着手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目前，高校的业务部门如注册中心、学生处、教务处、人事处、科研处、财务处等大都有自己的业务运行数据管理系统，但这些系统运用的是不同的数据系统软件，各个运行数据库有着不同的定义与格式，在需要连接多个数据源的情况下，数据的提取非常困难，而复杂的在线分析几乎无法实现。因此，从不同的业务运行数据库中进行数据提取、转换和装载（Data Extracting，Transformation and Loading，ETL）将多种来源的数据按照统一的定义和格式整合起来，以主题(如招生、教学、科研、财务等)为目标，建立以分析为主要功能的数据仓库，是让高校运行数据转化为有利于管理决策和战略规划知识的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步。
业务运行数据库主要功能是方便各业务部门进行日常管理工作，数据的价值仅限于最基本的报表和查询。如要对学校管理中某个问题进行分析，在分散的业务运行数据库条件下，跨数据库的提取数据和复杂在线分析非常困难甚至无法实现。只有整合各种业务运行数据库，建立统一的数据仓库，才便于进行跨院校、部门的横向比较以及沿时间轴的纵向深入研究，让连续检测、分析、计划、决策成为可能，使得数据的潜在价值得到最大发挥。
如复旦大学就在各分散的业务数据库基础上集成建成了综合业务数据库、全局数据库、历史数据库及各种主题分析（餐饮消费、资产利用、师资流失、学生成绩等）数据仓库。上海财经大学将“基于数据仓库的校务决策支持系统”建设作为学校“十二五”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其目标是“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支持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与创新，促进学校‘人、财、物’等资源的优化配置，全面支持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该决策支持系统建成后，针对学校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教学质量分析、学生就业数据分析、师资数据分析、学科发展状态分析等，并在分析基础上提出决策建议和管理改革措施，为校务决策提供强有力的依据与支持。
2．将业务需求变成数据需求，在全面而系统的数据基础上分析问题
院校研究人员是对决策分析所需回答问题最为明确、对要进行研究所需要数据最清楚的一群人，也是对全校数据有较为宏观理解的一群人。院校研究要想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最为关键的是掌握的信息是否全面完整，以及是否能对相关信息进行系统和合理的分析，从而提供让决策者信服的证据支持和政策建议。“全面而系统”是院校研究人员收集数据的重要特征，这就要求院校研究者不仅要收集现在的数据，还要追溯历史的数据，不仅要对自己学校的数据了如指掌，还要对同型比较和基标参照的学校以及整个高等教育的基本数据有所了解。例如，武汉纺织大学在本科招生工作中发现，历年录取分数线多年保持在比二批次本科高20多分的水平，但2010年更名为武汉纺织大学后，当年本科生录取分数线下降。于是学校想找出原因并拿出改进策略。通过对历年招生生源数据分析发现，该校80%的生源集中来自于100多所高中，于是校方加强对这100多所高中进行招生宣传，包括邀请师生到校参观座谈以及举办游学夏令营等方式召回保持住这批生源，该策略的效果显著。改名第二年后，录取分数线回升，第三年有超过历年的趋势。
此外，除了现有数据库中结构化的数据，我们还要关注多种形式的其他数据，“数据化意味着我们要从一切太阳底下的事物中记取信息，甚至包括很多我们以前认为和‘信息’根本搭不上边的事情。”对于大学管理问题而言，大学的氛围，学生学习经历、学习效果、不同群体学生的感受，批判性思维……这些在我们看来难以测量的事物，要通过量化的方法将其转化为数据。
例如在测评学生学习成果方面，最为广泛认同的阿斯汀的“输入—环境—输出”（IEO）模型，是在基于“才能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评估路径。其中，“输入”项被转换为131项变量，用以测量学生进入大学时的基本特征；“环境”项被转换为192项变量，包括135项大学环境测量指标和57项“学生参与度”测量指标，用来观测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和生活经验；“输出”项被转换为82项变量，用来测评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经验所产生的结果，如政治认同感、人格与自我意识发展、态度、观念、信仰、行为、学术与认知发展、职业发展以及对大学的满意度等。再比如批判性思维，一直以来都很难被界定清楚，加州批判性思维能力测试通过34个多项选择题分别测量学生的分析能力、评价能力、推断能力、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等能力，进而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打分。同样，对于“有而无形”的校园氛围，也可以找到量化的途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院校研究中心就在该校“有关公平、包容、卓越的发展战略规划”所倡导的理念指导下，对本科生所感受到的校园氛围进行测评，该研究将校园氛围的度量指标分解为三种重要的因素：尊重率——即不同群体的学生所感受到来自师生态度、言语行为的尊重感的程度；偏见频率——即不同群体的学生在该学年度所听到的负面和带有偏见的言论的频率；对多样性的感知重要度——即不同群体学生对“多样性对我的重要度”以及“多样性对这所学校的重要度”的反应。通过对收集相关数据并进行分析后，该校决定把继续增强学生群体多样性作为学校的重要发展目标。通过这些案例可以发现，通过转换，数据化不仅能将态度和情绪转变为一种可分析的形式，也可能转化为行动和策略。
值得强调的是，除了数据库中原有的数据以及我们想办法进行转换和测量的量化数据，质性数据也非常重要，质性数据可以与定量数据互相佐证，或者解释定量数据所难以解释的问题，所以通过多种方法（如文件、档案记录、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采集和运用多种质性数据，才能更好地分析复杂的教育现象。
3．运用联机分析处理技术（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OLAP）对大学管理问题进行实时监控和主动干预
随着数据库技术的广泛应用，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对决策分析有用的信息成为决策管理人员所面临的重要难题。联机事务处理系统是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的主要应用，主要是基本的、日常的事务处理，但它对分析处理的支持一直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人们逐渐尝试对OLAP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再加工，形成一个综合的、面向分析的、更好的支持决策制定的决策支持系统，OLAP就是数据仓库系统的主要应用，可以根据分析人员的要求快速、灵活地进行大数据量的复杂查询处理，以便他们准确掌握组织的发展状态，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主动干预。列出了OLTP与OLAP之间的区别。
以美国新泽西州肯恩大学的学生辍学监测系统为例，为了提高学生继续学业率，针对大一大二学生的高辍学率现象，该校在每学期注册期间，严密监测学生注册情况，尤其对新生第二学期的注册情况予以特别关注，将那些迟迟未注册的学生名单索引出来，然后通过向下钻取的方法深入调查这些名单上的每一位学生的详细情况，查看他们所选科目课程及其具体得分，及时对那些辍学可能性较大的学生采取措施，鼓励他们注册并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我国也有很多高校在建立较为完善的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运用相关方法对学校管理问题进行实时监测和辅助决策、如常熟理工学院的学生综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涵盖了学生的基本信息及所有在校期间的动态行为，采用了逐层深入的分级管理模式，方便学生管理工作者“一站式”地获取学生所有的在校相关数据，使得管理工作能够“有的放矢”。比如通过监测分析校园卡和校园网络的使用数据，可进行学生不在校预警，也可以得到上网过度与消费过度的“黑名单”，并通过校园飞信平台推送给学生管理者，从而对相关学生进行及时的教育引导，另外还通过对校园卡的消费情况分析为奖助学金评定提供辅助决策。无独有偶，在华东师范大学，一女生因为减肥，某月饭卡消费较少，没想竟然收到一条系统短信：“同学你好，发现你上个月餐饮消费较少，不知是否有经济困难？如有困难，可电话、短信或邮件我、如无困难，也请回复一下，以便下月不再重复问询。”虽然实际情况出乎管理者所料，但该校及时“用数据表达爱和关怀”的案例被传为美谈。
如前所述，体量大、类型多和速度快是大数据的显著特征，这一特征使得“大样本、实时监测、连续监测”这些在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不可兼得的条件，在大数据时代成为可能。而基于数据仓储的联机分析处理技术使得大学管理者能对学校的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主动干预。
4．通过数据挖掘（Data Mining）找到未知的新关系，发现新模式，寻求未来发展之道
预测未来，是大数据的核心价值，而大数据又使得规律的发现和验证变得更为便捷可行、数据挖掘（Data Mining）就是利用强大数据搜索和视觉化的分析方式，从杂乱无章的数据中发现规律，寻找到那些未知的关系和模式，并利用这些新的发现寻求未来的发展之道。所以，它能帮助大学管理人员更好地分析数据，从而获取潜藏的、有用的信息和知识，提高决策效率与效益。以加州大学本科招生为例，加州大学的9所分校在校长办公室的统一协调下通过“综合评审”的原则招收本科生。虽然加州大学保证录取所有合格的学生，但由于有的分校或专业竞争激烈，例如伯克利分校、工程专业等比较热门，因此不能保证完全按学生的报考志愿录取。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合格、但未被报考分校录取的学生，将被推荐到另外两所分校，学校希望这两所分校能通过录取这些“落榜生”来保证生源质量和增加其入学人数。但由于加州大学的录取审核工作是由各分校负责进行，招生的最后决定到四月初才能见分晓，这时许多学生可能同时接到其他大学的录取通知，并需要在短期内作出择校决定，因此，这时再向学生推荐这两所分校为时已晚。因此，校长办公室招生办公室采取一月份申请截止日期之后就对申请学生的录取情况进行预测的办法，将那些合格但极有可能被拒的学生名单尽早提供给两所分校，让他们提前向学生宣传学校的情况，鼓励学生来这两所分校就读。用来完成这项预测分析研究的工具就是SAS Enterprise Miner数据挖掘技术，该校在预测申请2008年秋季入学的大约4.8万合格学生能否被申请学校录取过程中，通过集成模型计算，预测到有7770名学生将被申请学院拒绝而推荐到另外两所分校.后来根据当年实际招收结果来看，共有8460名学生被推荐到这两所分校。预测被推荐的学生数占实际被推荐学生数的92%。预测模型有效地帮助这两所分校提高了被推荐学生的入学率。
如今，数据挖掘技术在美国高校管理和院校研究中的应用已非常广泛，在我国，也有一些建立了统一数据仓库的高校利用这些技术为未来发展进行规划和决策支持，如上海财经大学就在其“基于数据仓库的校务决策支持系统”上，通过对预算执行情况等财务数据进行监测和挖掘分析，观察“强势”和“弱势”院系的发展走势，在此基础上完善预算管理实施细则，调整学校整体资金安排，从而提高了整体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
5．将数据进行重组与扩展，在广阔的背景下理解与改进大学管理问题
“数据就像一个神奇的钻石矿，当它的首要价值被发掘后仍能不断给予。它的真实价值就像漂浮在海洋中的冰山，第一眼只能看到冰山一角，而绝大部分都隐藏在表面之下。”大数据的出现，让数据的总和比部分更有价值，当我们将多个数据集的总和重组在一起时，重组总和本身的价值也比单个总和更大。
首先，数据可以不断地被积累和再利用。在美国高校，一些大型的专题研究调查数据系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大学生学习参与度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NSSE）、“大学生就读经验调查”（The College Student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CSEQ）、大学第一年经历调查（Your First College Year Survey，YFCY）等，在长年对数千所校进行调查的基础上，积累了大量数据，参与调查的学校可以对历年积累的数据进行纵向比较，也可以针对大学管理层关注的不同问题进行多维度的分析，拿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与建议，如加州大学就在其本科生就读经验调查数据基础上，对本科生的学习目标与学习动力、学生大学前活动参与和不同技能获得、学生参与学术活动和批判性思维等不同主题进行历时性和校际间的比较分析，然后对提高学生学习效果、提高本科生源质量等议题提供改进措施与建议。
其次，数据的重组与联合也会产生比单个总和更大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有很多全国性或地方性自组数据合作体出现的原因，如高校财政合作体、美国高校数据交换协会、学生继续学业数据交换合作体等，都是一些合作较为成功的数据共享联盟。此外，美国联邦政府所建功能强大的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数据库系统以及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其他部门的数据系统都可以为院校和研究人员所用。参与联盟的院校，不但可以积累本校的数据，还可以利用其他院校或部门的数据，这样就可以很便捷地进行比较和分析，甚至对一些全国性甚至全球性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如针对美国社区大学辍学率高达70%的现状，如何有效提高学生成绩，帮助他们毕业并找到合适的工作是对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很大挑战，以前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依赖于调查数据，有些是跟踪调查某一批学生的在校成绩，有些是同一年级不同年份的抽样调查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已经无法满足研究的需求，为了制定有效政策，研究者们需要通过更加详细的学生资料和大量的样本寻找和理解学生的行为和需求。哥伦比亚大学社区大学研究中心通过收集三个州的社区大学近十年来所有在读学生的全部信息，这其中包括学生家庭情况，学生在校期间所上课程及成绩等，另外通过每名学生的社会保障号与政府失业保险中心的数据连接，从而得到每个学生的季度工资信息，研究人员在这些数据基础上给所有学校提供一系列基本的数据分析，然后通过和校方讨论上述数据报表，找出具有代表性的点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改革建议。
在我国，目前也在建设全国性高等教育信息管理系统如全国高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但对各院校和研究人员开放和使用的功能有限。此外，也出现了一些专业调查数据公司，如麦可思公司已连续多年对中国数百所大学进行大学生毕业质量调查，积累了大量数据，这些数据的潜在价值将在日后逐渐发掘和发挥出来。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一批高校的研究人员，也在计划筹办“中国研究型大学学生发展研究联盟”，让联盟学校分享数据，进行广阔的横向比较和纵向的深度分析，帮助管理者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作出更为科学与前瞻的决策。
三、大数据时代中国院校研究的努力方向
我们正处在大数据时代的早期，对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在中国的一些高校也初见端倪，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院校研究在规模、方法，特别是技术工具的利用等方面明显滞后于美国，甚至远远落后于国内其他行业。导致这一局面的最大瓶颈依然是不同层面，不同类型信息管理数据库的建设，公开与共享进展缓慢，而要突破这一瓶颈，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营造数据文化，提高数据意识和数据质量。信息社会，数据意识很重要，它包含着精确与开放、透明与分享等因素，相信数据、用数据说话，是理性精神的一种表现。对中国高校的管理者来说，要防止“头脑发热”式的决策行为和朝令夕改式的制度现象，逐渐养成以数据为基础的决策思维，这是在大数据时代减少失误、提高效率的关键。对中国院校研究人员而言，首先要保证所使用或向上报送的数据与事实存在数据的一致性，做到“数出有源、真实可靠”，这是数据质量的最基本要求；其次要对数据进行内涵界定和范围设定，并通过建立统一的数据质量度量标准和数据质量目标，对数据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及时的清洗。高质量的数据是满足日后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挖掘的基础，也是为科学决策提供有效支持的基本保障。
二是加快数据系统的建设、公开和共享。要在推进不同层面、不同类型院校研究数据库的建设、公开与共享过程中，推动大数据的应用。第一，继续倡导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管理数据系统的不断完善以及早日向高校和社会公开和使用。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开发的“全国高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系统”，已经正式建成两年了，但只行使了向教育主管部门报告的职责，下一步应努力促使该数据库向公众开放，发挥其服务高校和社会的功能。第二，推动高校之间开发和建立数据共享联盟。不同高校面对同一方面的管理问题，数据共享能帮助彼此在相互参照中明晰问题与出路。但在建立数据联盟的过程中，应注意对高校之间的可比性数据进行严格的科学界定，在维护各联盟成员院校和学生个人权益的基础上，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平衡数据的获取与安全。第三，科学建设院校层面统一数据库。在协调各业务部门建立统一数据系统的过程中，要在责任分配上达成一致，开发一套共同话语和标准界定以及科学的操作流程，有效整合院校研究数据和资源。院校研究需要同数据保管人员（比如注册中心、信息技术中心）进行有效合作。而已经建成统一数据库的院校，则可进一步推进院校研究数据仓库的建设，为其他院校提供示范和参照。
三是提升对数据的挖掘分析和应用能力。应用数据并不是简单的数据汇总或数据罗列，而是要按照科学方法挖掘数据，对这些原始的数据进行加工、整理，提升为重要的管理知识与智慧。数据的分析与处理能力，是大数据时代对每个行为主体与组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社会进入到精细化发展的基本工具。特仁尼兹提出院校研究人员必须具备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技术与分析智能（包括研究设计、数据库管理、统计学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等基本技能）；院校事务智能（包括熟悉院校中高层管理人员遇到的问题、大学的功能和决策程序等实践能力）；院校情境智能（主要指了解本校组织以及整个高等教育的文化，包括大学的历史演变和理念、正式和非正式的校园组织制度以及主要人物的价值观与态度等）。同时他还指出，院校研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对各种技能的要求是不同的。在院校研究发展的初级阶段，也就是数据系统建设时期，对研究人员的技术与分析智能要求是最高的，而数据系统建成之后，院校研究工作重点转向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院校研究进入半成熟阶段和成熟阶段后，院校研究人员事务性智能和情境性智能就显得更为重要。很明显，中国还处在院校研究发展的初级阶段，数据系统建设和数据分析技术应成为当前资源投入的重点。
最后一点，继续强化院校事务的问题意识和对决策情境的理解。虽然说数据以及挖掘数据价值的方法技术很重要，但要谨防的一点是：“技术是达到目标的工具，而本身并非目标。”特仁尼兹早在1995年就针对美国院校研究人员过于关注技术的现象提出警告：“院校研究人员过分关注技术可能导致的危险结果是，他们将被视为技术员，擅长他们所从事的事情，但对重要的学术和管理问题知之甚少、缺乏主张。”也就是说，院校研究要想实现有效的决策支持功能，往往是将定量数据、质性数据以及相关决策情境整合起来进行分析，当数据与大学背景知识紧密联系起来、院校研究人员与决策者之间有密切的沟通合作时，院校研究方能达到最佳决策支持效果。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界长期以来有着对宏观问题进行思辨研究的传统，又不乏擅长进行“工作总结型”的经验研究的群体。所以，我们在学习先进经验的同时，也要保持和发挥自身的优势，取长补短，将我国的院校研究和大学管理推向健康科学的发展轨道。
总之，对当前中国院校研究而言，知识和智慧是最有价值的，但是数据库建设和运用数据的技术是最为紧迫和关键的。数据也是现代大学管理的一个新的战略制高点，我们必须通过有效的院校研究，用数据改进大学管理、用数据推动中国大学创新。
我国粮油加工业的发展趋势（节选）
（中国粮油协会首席专家 王瑞元）
我国粮油加工业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时期，为进一步贯彻国家“食品安全法”，我以“我国粮油加工业的发展趋势”为题作发言。
一、对我国粮油加工业发展的总体评价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为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我国粮油加工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和发展质量，在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现在，我国粮油加工业正在实施“十二五”发展规划，《规划》的实施引导了粮油加工业结构调整，促进了产业健康发展，对完善现代粮油加工体系、引导项目合理投资方向、转型升级起到了较好的导向作用，尤其是大力推进主食产业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粮油加工业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
根据国家粮食局《粮油加工业统计资料》，截止2012年粮油加工业工业总产值平均增幅达24％，远高于规划“产业规模和效益平稳增长，规模以上粮油加工企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2％”的发展目标。预计到2015年，全国粮油加工业工业总产值将超过3万亿元。
2．粮油加工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
两年来，规模以上企业的产品产能、产量占比有所提高，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提高。其中，食用植物油加工业、玉米加工业、饲料加工业产业集中度相对较高；稻谷、小麦加工业规模效应不断显现，食用植物油油料处理提高了3个百分点，玉米加工提高了1.1个百分点，饲料加工提高了3.1个百分点。
3．加快了产品结构调整步伐，主食产业化水平逐步提高
两年来，加快了系列化、多元化、营养健康粮油食品的开发，提高于优、新、特产品的比重，强化了质量安全意识，加强了品牌建设。通过大力发展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鼓励类的粮油加工产品；积极发展工业化生产的米粉（米线）、方便米饭、馒头、挂面、鲜湿面条等米面制品；扩大速冻米面制食品规模，开发多种规格和口味的新产品；加快推进稻壳发电或供热、米糠制油、碎米制糖、麸皮制纤维食品、饼粕开发蛋白资源等，加快了产品结构调整和主食品产业化的发展步伐。
4．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速度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2012年国家级、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2067个，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等大型龙头企业粮油业务销售收入增速较快，产值增速和利润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大中央企业粮油加工产品销售收入1229.3亿元，比2010年745.7亿元增长了483.6亿元，年均增幅28.3％。基本完成规划中提出的“企业组织结构不断优化，形成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具有竞争优势的大型加工企业、企业集团和产业集聚区，及大中小型企业分工协作、共同发展的格局”的目标。
5．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增强
粮油加工企业2012年科技研发投入达到43.9亿元，获得专利3215件。其中，玉米加工业、食用植物油加工业、粮食食品加工业的科技研发投入列行业前3位。2012年粮油加工企业用于节能减排的支出为13.5亿元，占销售收入的0.06％。
6．资源利用明显提升
稻壳、米糠、玉米胚等副产物综合利用率明显提高。以上实施情况，让我们相信，到2015年《粮油加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主要目标任务都能超额和较好地完成。
实施《粮油加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时间只剩下一年半时间了，明年是实施“十二五”发展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研究起草“十三五”发展规划之年。在“十三五”期间，粮油加工业的发展趋势如何，我就这个问题讲些不成熟的意见。
二、我国粮油加工的发展趋势
1．粮油产品的需求将呈刚性增长，粮油加工业将进一步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习惯的逐步改变，城乡居民直接消费的口粮总量呈下降趋势；食用植物油的年人均消费量已达22.5kg，超过于世界人均约20kg的水平。但尽管如此，随着我国人增长（每年全国新增人口600~700万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镇化进程加快（目前我国城市人口已达7.1亿之多，据测算，城市人口的粮食消费量要比农村人口增加30％以上）、饲料和工业用粮油不断增长，我国对粮食和食用油消费需求在总量上其增长速度虽然不会象以前那样快了，但仍将继续保持刚性增长的趋势。这一发展趋势，预示着粮油加工业在“十三五”期间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规模粮油加工企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左右是有可能的。
2．坚持安全质量第一，继续倡导“营养健康消费”和“适度加工”
粮油产品是人们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的最重要的食物，也是食品工业的基础原料，其安全与质量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此，粮油加工企业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粮油产品的“安全”与“质量”放在第一位，要严格按国家标准组织生产，严把粮油产品质量关，以确保粮油产品及其制品的绝对安全。
在粮油产品安全的基础上，粮油加工企业仍要把“优质、营养、健康、方便”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要继续倡导“适度加工”，提高纯度、合理控制精度、提高出口率，最大程度保存粮油原料中的固有营养成分，防止“过度加工”；要加强科普宣传，引导消费者科学消费，健康消费。
3．要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满足我国粮油市场的需求
近些年来，国家及相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支持发展粮食和油料生产的规划和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粮食生产“十连增”和油料生产的快速发展，粮食和油料产量双创历史最高纪录。但其增长速度仍然跟不上我国粮油消费快速增长的需求，需要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进行调节，才能满足我国粮油市场的需要。据海关总署统计，2013年，我国进口三大粮食合计为1100多万t，其中，进口小麦550.7万t、进口大米224.4万t、进口玉米326.5万t、进口大豆6337.5万t、油菜籽366.2万t、其他油料合计64.1万t、进口棕榈油、大豆油等油脂合计达922.1万t。如此大的粮油进口数量是我国粮油进口史上从未见过的，其中尤其是油料油脂的进口数量之大，致使我国国产食用油的自给率只38.5％。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市场供应充足、平稳的情况下，高瞻远瞩，居安思危，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和“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对此我们要深刻领会，认真贯彻。为满足我国粮油市场的需求，我们要在进一步坚持立足国内的同时，根据“适度进口”的原则，粮油加工企业要更好地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确保国家粮油安全。
4．要把节能减排，实行清洁生产作为粮油加工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
根据国家节能减排的总要求，粮油加工业要把节能减排的重点放在节电、节煤、节汽、节水等降耗上，放在减少废水、废汽、废渣、废物等产生和排放上，并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千方百计采取措施加以利用和处置，变废为宝，实现污染物的零排放。
为防止粮油产品在加工过程中的“再度污染”，我们要推行清洁生产，通过对工艺、设备、过程控制、原辅材料等革新，确保粮油产品在加工过程中不受“再度污染”，进行一步提高粮油产品质量与安全。
5．推进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
在今后一段时间里，粮油加工企业仍将会加快组织结构的调整，引导企业通过兼并重组，通过产业园区建设，进一步提高企业集中度，发展拥有知名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改造提升中小型企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形成大中小企业分工协作、各具特色、协调发展的格局。
要进一步加大对粮油加工企业技术改造的力度，通过采用先进实用、高效低耗、节能环保和安全技术，开发新产品，实施节能减排，降低成本，提高工效。与此同时，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强化卫生、环保、安全、能耗的约束作用，加快淘汰一批工艺落后、设备陈旧、卫生质量安全和环保不达标、能耗物耗高的落后产能。
要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加快对“系列化、多元化、营养健康”粮油产品食品的开发；提高名、优、特、新产品的比重；大力发展米、面主食品工业化生产；扩大专用米、专用粉、专用油的比重；积极发展全麦粉、糙米、杂粮制品和特种油脂；进一步发展有品牌的米、面、油小包装产品，尤其是要加快发展小包装食用油，以加快替代市场上的散装食用油。
6．重视资源的综合利用
粮油加工企业在生产米、面、油产品的同时，还生产出大量的副产物，诸如稻谷加工中生产出的稻壳、米糠、碎米等，小麦加工中生产出的麦麸、小麦胚芽等，油料加工中生产出的饼粕、皮壳、油脚、馏出物等等，这些副产物都是宝贵的资源。充分利用这些宝贵资源，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是粮油加工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当前，对这些资源利用的重点将放在大力推广米糠和玉米胚的集中制油上；放在稻壳和皮壳用作供热和发电上；放在提高碎米、胚芽和麸皮等副产物的综合开发利用上；放在饼粕的最佳有效利用上。
7．要大力推进主食品工业化生产
为适应城乡居民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需要，方便百姓生活，逐步做到家务劳动社会化。国家对发展米、面主食品工业化生产高度重视。为此，粮油加工企业要积极发展以大米、小麦粉和杂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各类食品，如以大米为主要原料生产的方便米饭、方便粥、米粉、米糕和汤圆等等；以小麦粉为主要原料生产的馒头、挂面、饺子、馄饨等等；以及用杂粮或用杂粮与大米、小麦粉搭配为主要原料生产的上述有关主食品。因为这些可以直接食用，或只要稍加加工即能食用的半方便食品，是最适合中国百姓传统饮食习惯的健康方便粮油食品。
8．要严格控制利用粮油资源生产生物能源
解决中国13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历届政府最大的事。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和人口增加带来的粮油需求刚性增长，以及饲料和工业用粮油的强劲增长，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粮油供应并不宽裕。
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我们要按照确保口粮和饲料用粮的要求，根据“不与粮争地，不与人争粮”的原则，从国家粮食安全和保护环境出发，对利用小麦粉生产谷朊粉出口的项目，以及利用食用油和粮食生产生物能源的项目，应继续予以严格控制。
9．要进一步提高我国粮油机械的研发和制造水平
我国粮油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粮机工业的发展，反之，粮机工业的发展保证了我国粮油工业的快速健康发展。由此可见，我国粮机工业的发展是我国粮油工业快速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粮机工业的技术水平是粮油工业技术水平高低的集中体现。
为满足和促进粮油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我觉得我国的粮机工业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在“重质量、重研发、强创新、上水平”上进一步下功夫，并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成效。
第一，要重视关键技术装备的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目前，我国不少粮机产品仍处于仿制阶段，缺乏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致使部分重大关键技术和装备仍然需要进口。如大、中型码头的装卸输送装备、高速离心分离设备、大型粮油原料干燥装备以及米面油深加工装备等等都有待我们去研发创新，尽快改变目前状况。为适应粮油加工业不断发展的需要，我们要通过自主创新，把粮油制造业的重点放在大型化、专用化、自动化和智能化上。
第二，要进一步提高粮机产品的质量。目前，我国粮机产品的总体质量较好，但与世界一流设备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外表质量方面：米、面、饲料加工设备在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冲击下，设备的制造水平和外表质量大有提高，与世界一流设备相差不大；制油设备的外表质量近年来也有提高，但改变不大，与米、面、饲料设备相比有差距，与世界一流设备相比差距更大，需要迎头赶上。在内在质量方面，我国粮机产品的内在质量尽管有了很大提高，但有些设备的稳定性、可靠性仍然不如世界一流水平的设备，仍然需要下大力才能赶上。
第三，要重视开发节能降耗的设备。我国粮油加工业的电耗、水耗和蒸汽消耗等指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造成这一状况原因；除了粮油加工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等因素外，粮机产品的先天性不足是造成各项能源消耗大的重要原因。为此，粮机企业要千方百计改进设备，早日生产出单位能耗低的粮机产品，以符合节能降耗的时代要求。
第四，研究开发粮机产品适合粮油加工企业实行清洁生产和“适度加工”的需要。要研究设备材质和传动部分“润滑剂”的选用，严防在加工过程中对粮油产品产生“再度污染”。
第五，要加快研究开发主食品工业化生产、杂粮加工和木本油料加工等装备。国家对发展主食品工业化生产、杂粮加工及其制品的生产和以油菜籽、核桃等为代表的木本油料的生产与加工高度重视，发展势头很好。而目前最为担心的是加工设备跟不上发展的需要，并有可能成为制约上述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为此，希望粮机企业，要像重视研究开发米、面、油、饲料加工设备一样，积极研究开发主食品工业化生产、杂粮加工和木本油料加工等装备，以满足粮油加工业发展的需要。
第六，要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我曾多次讲过，我国的粮机产品的性能、设备门类的齐全和多样性，以及价格的合理性是任何国家难以比拟的，理应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能力。为此，粮机行业应该放眼世界，拓宽市场，走出国门。总结目前粮机产品在走出去中的经验，我们最需要的是：一要加强联合，防止相互竞价，内哄拆台；二要注重信誉和服务，防止一锤子买卖。我希望经过大家的努力，使我国粮机产品在“走出去”战略中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使我国不仅成为粮油机械产品的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同时成为粮油机械产品的出口大国。
“十三五”期间促进长江经济带
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思路
（武汉大学区域研究中心主任 吴传清）
“长江经济带”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称为新时期三大重点区域发展战略。产业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和灵魂，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提升长江经济带产业竞争力，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一、构筑现代产业体系
长江经济带而言，未来一段时期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重点主要有：
一是加强沿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长江干线航道系统治理，增强干线航运能力；改善长江支流通航条件，提高支流航道等级，形成与长江干流有机衔接的支线网络；优化港口布局，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重庆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南京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建设；以航运中心和主要港口为重点，加强集疏运体系建设，发展江海联运和干支直达运输；依托长江黄金水道，统筹铁路、公路、航空建设，建设快速大能力铁路通道和普通铁路网、高等级广覆盖公路网、通达国内外航空网络，加强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加快发展多式联运。依托沿江综合交通走廊建设，推动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
二是加强沿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沿江油气运输通道和储备系统建设，合理布局沿江管网设施。优化能源开发布局，重点加快长江上游水电基地和输电通道建设，加快长江上游国家级页岩气综合开发，加快长江中游大型高效清洁燃煤电站建设，稳步推进沿海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建设。依托沿江绿色能源产业带建设，推动长江经济带能源产业发展。
三是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促进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在继续做大做强高技术产业基础上，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重点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
四是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重点加大沿江化工、造纸、印染、有色金属等排污行业环境隐患排查和集中治理力度，推进沿江石化、钢铁、有色金属等产业转型升级，有序推进城市钢铁、有色金属、化工企业环保改造和环保搬迁。
五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扩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优先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发展满足居民需求的生活性服务业。依托沿江高技术服务业基地，大力发展高技术服务业。依托沿江旅游资源禀赋，积极建设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积极推动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沿江特大城市逐步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建成服务业经济型城市。
二、引导产业合理布局和有序转移
立足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统筹人口分布和产业布局。推动国家级优化开发区域——长江三角洲地区转型发展、创新驱动发展，发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辐射引领作用，引导沿海地区产业有序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促进长江中上游地区科学承接产业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内生发展活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成为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重点推进沿江地区国家级开发区转型发展，推进沿江地区国家级承接产业转接示范区（安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湖北荆州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建设，推进两江新区、贵安新区、天府新区等国家新区建设，提升湘江新区发展水平，增强长江中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三、培育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
在沿江地区布局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推动沿江国家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产业集聚化、集群化发展。选择具备条件的开发区开展城市功能区转型试点，引导产业和城市同步融合发展，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提高开发区转型发展水平。
以沿江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为载体，积极实施“工业4.0”战略发展，促进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以沿江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与高新区为载体，围绕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推动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发展壮大市场主体，以大型企业为骨干，突破关键技术，培育知名自主品牌，提高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重点促进沿江电子信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汽车产业、家电产业、纺织服装产业等发展壮大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世界级制造业集群。
四、增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
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推动沿江产业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重点包括：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培育若干领军企业；设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激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布局一批国家工程中心（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促进原始技术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积极发展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探索建立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新型科研机构，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健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制机制等。
积极推进上海张江自主创新示范区、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合芜蚌（合肥、芜湖、蚌埠）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武汉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积极谋划重庆、成都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推进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发挥上述示范区的引领示范作用，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